必须承认，高校职称评审之所以会失去底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积弊重重的行政化管理状态。这种模式下，学校的行政领导只会对数字上的排名产生极大兴趣，比如高校综合排名、学术GDP排名，而往往忽视高校发展的实质内涵。以至于一些高校为了追求数字上的美感，不惜降低自我品格，以职称评审为砝码，迫使教师变成为科研打工的“匠人”。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以此前提就断定职称评审的乱象是管理制度上的原因，未免太过绝对。要知道，在这个小环境中，制度虽然可以成为批判的靶子，但也需警醒的是，在它的辐射半径中，还有一大批愿意为这个制度“奔跑”的高校教师。如果没有这样的“合唱”，评审制度哪怕受到再大的压力，恐怕也不会像今天这般难堪。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教师何尝不该在这样的舆论喧嚣中有所反省。

反省自己失去了说“不”的权力。就拿职评审称来说，一些老师本知道自己没这个能力得到晋升，可为了追求地位转换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待遇提高带来的物质享受，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这样的机会。或抄袭、借鉴别人的劳动成果以达到发表论文的目的，或在学生面前“摇尾乞怜”，让他们在评教时给出“清一色”的好评，更有甚者，还用金钱收买、关系勾兑的方式贿赂评委及领导，完全忘记了自己为人师表的责任，忘记了自己说“不”的权力。在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高校生态中，职称评审上演着再丑的剧幕，都不会让人意外。

另外，要反思自己过于追逐虚荣与物质的功利心。职称晋升带给教师最直接的好处，无非是荣誉和待遇。高校中的一些老师将这些看得很轻，一些却把它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这种不自然的心态，恰会反作用于教师的科研和教学，使得自己不自觉地就成了物质和功利的“奴隶”。

西彦有云：“没有一滴雨会承认自己造成了洪灾”。就高校职称评审乱象而言，身在其中的教师也应该负重大责任。如果每个人都不愿意当旁观者，并身体力行地对这种制度进行抵制，或许，高校生态也不是现在这个模样。退一步讲，如果高校教师无力对抗制度的强大魔力，何不退而求其次，摒弃自己的浮躁与功利，在教学及科研上做出让人信服的成果来。遗憾的是，在现有环境下，能够这样做的，恐怕除了西北政法大学的谌红果公开表示不再评教授的声明外，没有多少老师愿做这样公开的抵抗。

于此，对于改变职称评审的尴尬现状来说，我们真正缺乏的，是既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引领相关评选朝着合理、健康的方向上走，又没有敢于说不、勇于担当和人格独立的老师来抵制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于是，评审只能在恶性循环中遵循着逆淘汰的法则，让高校进退维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