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年穿一身绿色作训服、一双解放鞋；他，领衔造出中国第一个环形激光器，填补了我国激光领域的7项空白；他，从教60年，培养的学生有的成为共和国的将军，有的成为激光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就是今年已83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激光技术专家高伯龙。

　　1951年，高伯龙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他一头扎进物理教研室，在自己钟爱的理论物理世界中遨游。上世纪60年代激光诞生后不久，环形激光器作为新型导航设备的核心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关注，它是飞机、卫星、潜艇等高速运动体的“大脑”，其重要性不亚于计算机芯片。1971年，国防科大成立了激光研究实验室，高伯龙调入。从此，他将自己的选择毫不犹豫地标定在祖国的需要上。

　　1978年，高伯龙率领团队成功研制了第一代环形激光器实验室原理样机。1984年又成功研制某型环形激光器实验室样机，解决了大量理论和技术问题。1994年11月，环形激光器工程样机通过鉴定。与此同时，“全内腔绿色氦氖激光器”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第三个掌握这种制造技术的国家。历经23年的攻关，高伯龙和他的同事们填补了我国激光领域的7项空白。

　　其间，美国的投入是两亿多美元，我们只用了别人的百分之几。“虽然我们没钱，但我们不能缺志气，不能缺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高伯龙对同事们说。课题组成立之初，实验室是一间旧食堂改建的，由于激光器检测要求严格，实验室要封闭，还要保持一定的空气洁净度。每年夏天，在蒸笼似的实验室里，高伯龙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身上长满了痱子。

　　整整23年，高伯龙每天在实验室工作的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研制工作最艰难的时期，甚至超过15个小时。整整23年，他几乎没有按时吃过一餐饭，并且常常一天只吃一两顿饭；有时老伴送饭来，还被他指责“打断了工作思路”。

　　高伯龙常年患有哮喘病，要正常工作只得长期超剂量服用药物，医生听说后大吃一惊，说搞不好会有生命危险，高伯龙不得不到北京做手术。临行前，他一一向技术骨干交代工作：“我这一去不知道结果怎样，但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国家给我们投了那么多钱，一定要对国家有个交代！”

　　如今已届耄耋之年，高伯龙仍坚守在教学和科研一线，亲自指导博士生学习，为本科生作关于激光技术发展的讲座。

　　“做他的学生，难。”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激光技术领域的领军专家，慕名想师从高伯龙的学生数不胜数。然而，高伯龙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他指导的博士生读六七年是常事。一位博士生在读完4年学业后，完成了攻博所需的课题，已经具备了获得博士学位的条件，可为了完成一个附带子项目，他推迟毕业又跟着高伯龙干了3年。

　　“做他的学生，累。”读博，加班加点是常事，高伯龙的学生尤其多。2010年6月，某系统样机研制进入关键阶段，高伯龙带领博士生昼夜讨论问题、分析数据、确定方案。一次修改实验方案，从下午一直讨论到晚上8点。晚上11点半，博士生小王又接到高伯龙的电话，要他马上到实验室。当小王赶到时，高伯龙已经在门口等他了。他们观察新取得的实验数据后，觉得不太理想，决定重新实验。最后得到理想的数据时，天已经快亮了。

　　“做他的学生，苦。”高伯龙不要求自己的博士生多写多发文章，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没有原始创新的论文不要发，阶段性成果的论文要少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工程应用研究上，把问题彻底研究清楚了再写文章。一篇文章，他的学生从材料准备到最终完成，往往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

　　苦、累、难，但高伯龙的学生们都说，做高院士的学生不后悔。所有学生的论文，他都会仔细推敲，提思路、出观点、改论述，甚至对文中每一个公式都亲自推导检验，却从不署名。

　　如今，高伯龙带领着团队和学生继续从事着激光技术新领域的应用和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新成果，并取得了全军最高科技荣誉——军队专业技术贡献奖。但高伯龙搞科研的那股拼劲儿却依然如故，每天依然风雨无阻地到实验室做科研，指导学生。

　　2008年初，一场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长沙，电力供应极其紧张。当时学校已经放假，实验室只有晚上有电，课题组的同事都开始准备欢度春节了，但高伯龙却没有丝毫松懈的念头，他白天睡觉，晚上做实验。博士生小文回忆说：“那段时间，校园里积雪很深，高老师穿着解放鞋小心翼翼地走着，坚持每晚到实验室观察数据，指导实验，而且总要一直工作到清晨停电后才步履蹒跚地回家。即将满80岁的老人了，我们学生看着既钦佩又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