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的机会对于年轻老师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多数老师也的确在积极争取这样的机会，但这并不代表着一些可能对教师进修带来阻碍的问题可以被忽略。

●有些老师在国内也能做出很好的科研，是否出国要根据研究领域和个人意愿决定，如果笼统地硬性规定，很可能造成资金乃至人员成本的浪费，这无疑是得不偿失的。

曾几何时，出国对于开放程度并不高的国内高校来说，还是一个有些遥远的词汇，但近些年，随着国际间高等教育交流的日益普及，出国进修、交流甚至讲学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多地摆在国内高校教师面前。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教师们在这条愈加宽阔的出国之路上，除了收获高深的知识和广博的见识外，也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困惑，这份困惑在年轻教师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李宁是东北某高校的一名讲师。2010年，她所在的学校与欧洲一所大学联合成立孔子学院，李宁作为学校的公派老师，来到了国外。然而，对自己的这次出国经历，她从一开始就有些抵触。

“我所在的院系是留学生院，老师们平时出国机会比较多。但很多老师因为家庭的原因，其实并不愿出去。”李宁说，仅以这次公派出国为例，由于出国时间长达两年，一般的老教师都没有意愿。于是，像她这样的年轻教师就必须“顶上来”了。

被“顶上来”的李宁在异国过得并不开心，其原因并不是对工作的不适应，而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忧虑。原来，她在国内从事的专业是汉语本体研究，由于专业的限制，出国从教的她必须将手头的专业研究放下。“在国外我根本没有办法从事本专业的研究，这段时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完全是"脱钩"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某高校国际合作处负责人表示，李宁的烦恼在国内高校公派教师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近些年国内高校与外校合办的孔子学院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公派教师纷纷出国，然而有关部门对教师的选拔其实并不严格。这一方面造成了教师素质的良莠不齐；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专业的老师尽管不适宜出国，但也走出了国门，这不但不利于汉语推广，影响中国教师的声誉，也可能对他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带来不利。”

除了对自己科研的担忧外，更令李宁着急的是，此时的她还面临着职称评定的压力。

根据李宁所在学校的规定，由讲师评为副教授，必须完成一定的课时量；发表论文和完成课题数量也要达到标准；另外，学生为老师的授课情况所打的分数也是重要的评定标准。

“我现在国外，课题、论文无从谈起。而且由于不在国内上课，学生打分一项我也是0分，只能看出国前学生的打分情况，如果那一次分数低，两年内肯定没希望了。”李宁说，现在她只盼着赶紧完成最后一年的任务，马上回国。

对此，该负责人表示，文科教师在科研课题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一定劣势的，出国经历可能会加大这种劣势，要解决这一问题，教师自身首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实际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但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考虑到教师的实际难处，在职称评定、工作考核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照顾。

在国内每年数以万计的出国老师中，像李宁这样以教学为任务的老师还算少数，大部分老师还是以交流和学习为主，这些老师的出国之路又如何呢？

谢萱是北京某高校的年轻老师，去年为准备出国前的语言测试，她参加了北京语言大学组织的培训。当时，和她一同参加培训的京内外老师还有很多。据她观察，老师们的积极性都很高。

然而有些人却并不这么看。

去年10月，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中科大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完成国家的公派出国计划了，因为年轻人都不愿意出去，他们一方面觉得出国学习很艰苦，同时也会耽误“国内的事情”。

侯建国所说的“国内的事情”，在老师们的眼中其实可以有很多解读。

张天舒今年刚到山东大学任教，在接受国内某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出国进修对他很有吸引力，但他5年之内却不打算申请。因为根据该校对新教师的规定，他必须平均每年在中文社会科学文献期刊中发表两篇论文，否则会影响职称评定，而出国则很有可能对他国内的科研和论文的发表带来影响。

对职称评定的影响不但包括论文，授课也是重要因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教师表示，目前很多学校在评定职称时，需要参考年轻教师对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授课情况，但如果出国一段时间后，可能就无法获得之前的授课机会，这就会增大评定职称的难度。“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有些学校还要求老师在评定职称时，必须有出国经历，这就让老师很矛盾。”

对此，谢萱认为出国的机会对于年轻老师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多数老师也的确在积极争取这样的机会，但这并不代表着一些可能对教师进修带来阻碍的问题可以被忽略。“其实老师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并不大，在政策上稍作调整便可以得到缓解，甚至解决。相关部门其实还应该多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在采访中，谢萱对于那位不愿具名的年轻教师提到的，某些学校“将出国经历作为职称评定必要条件”的做法十分反感。

“其实现在高校教师的出国机会很多，但如果将出国学习与评定职称如此硬性地绑定在一起，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感觉出国进修已经被"强制化"了，甚至因此会产生抵触情绪。”谢萱说。

据记者了解，国内采取类似措施的高校并非个别，尤其在一些高水平院校中，相关规定还要更普遍一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表示，在一些学校看来，类似的措施可能起到的是一种“门槛”的作用。

“目前高校评定职称，最直接的一个评定标准便是教师所完成的论文数。然而由于目前大部分年轻教师都可以按规定拿出一些论文成果。此时，高校便需要一种新的评定标准了。”郭英剑说，但他也坦言，这种出国与评职称挂钩的做法确有欠考虑之处。

“与这一措施类似的，还有一些学校曾规定，一定年龄的教师申报教授资格必须有博士学位。”郭英剑说，这类措施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在目前国内的环境下，教师的水平高低根本无法通过是否有博士学位或是否有出国经历作出判定，一味地采取类似措施只能带来在教师评定上的不公平；而如果将它作为激励教师读博或出国的条件，又存在着功利化和片面性的问题。

“有些老师在国内也能做出很好的科研，是否出国要根据研究领域和个人意愿决定，如果笼统地硬性规定，很可能造成资金乃至人员成本的浪费，这无疑是得不偿失的。”他说。

（部分采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