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羡慕嫉妒恨”的年薪，显然很容易成为舆论关注重点。因为聘任制公务员年薪，不仅远超一般社会职工平均薪酬，也明显超出了目前普通公务员的平均薪酬。不过对于这一聘任制公务员新闻，笔者仍然觉得，没有必要太过关注“30万年薪”，以至于被这一数字“遮望眼”而显得“愤懑不平”。

　　首先，在薪酬市场化语境下，30万年薪与一般劳动者平均工资相比确实高出很多，但相对于其所聘任的专门人才和高标准岗位资质来说，不是很离谱。据此前当地政府公告称，此次义乌招聘的聘任制公务员职位中，“规划编制高级主管”职位要求是：“学历研究生以上，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高级工程师……”在时下职场，这类人才恐怕也能拿到不菲的薪酬，为这样的职位提供30万年薪，算得上随行就市。

　　再者，在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语境下，还应看到，“30万元年薪”聘任公务员，尽管也是聘任制改革的一部分，但这一主要针对个别高端职位的高薪聘任，实际上并不代表改革的全部和主流。一方面，相比此前深圳实行的“所有新进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涉及数千名新近公务员的大规模聘任制改革，此次浙江义乌仅针对5个特殊岗位实施聘任制和给予相应的30万年薪，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也不大可能成为未来聘任制公务员的主流。正如当地官员指出的，“是对现有公务员的补充，绝不可能占有很大比例”。而我们知道，此前深圳普遍实行的聘任制，薪酬标准是，“基层聘任制公务员月薪七八千元”。

　　更重要的是，作为公务员管理改革一部分的聘任制改革，表面的薪酬数字，虽然看起来很扎眼，但并非改革的重点和根本所在，而重点和根本在于打破公务员的“官本位”、“铁饭碗”。比如通过聘任制，聘任制公务员不再拥有行政级别，考核、升迁、薪酬水平，也不再与行政级别挂钩；同时在合同化的聘任制管理下，也有利于畅通公务员退出机制，改变“能进不能出”的公务员职业生态。

　　这种背景下，过于关注“30万年薪”，显然不利于充分把握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的真正重点和根本所在。当然，在强调这些的同时也应看到，舆论之所以对“30万年薪”十分关注，也并不是基于一种简单的嫉妒心理，而恰恰是公共监督的一种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要知道，无论聘任制还是委任制“公务员”，都具有公务员的双重职业特性——既是遵循一般市场规律、需要“按劳取酬”的职业，又是一种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讲究特殊社会奉献的公益性职业。因此，即便是针对少数特殊岗位，“30万年薪”是否合理，“物有所值”、“性价比”如何，不能完全简单按市场标准衡量，也不能仅由政府自己说了算。作为公务员最终“雇主”的广大公众，不仅有理由予以关注，更有权利参与薪酬标准的制定和聘任制公务员的考核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