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呼救”

——中国博士生心理现状调查

跳楼，以及以跳楼之类的方式来威胁导师，以换取一纸毕业文凭，成为近期博士生群体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的博士生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发论文、毕业、就业、婚姻，这是博士生、尤其是一些女博士生必须面临的四大难题。这其中，前两项与导师息息相关，并间接影响后两者。

老板，这个研究生对于导师的称谓，形象地反映出当今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中国科研工作、科研事业实际上的主力军，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廉价劳动力群体——他们得到的物质待遇，甚至远远低于普通农民工。

本来，一个“博士”的头衔以及这个头衔所带来的光明事业前景足可以弥补这种廉价劳动；然而，当失业现象沿着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一路上升，如今已经侵入、并且全线冲击博士群体时，这种弥补开始变得无力，失业的出现也让“博士”这个本来极具诱惑力的头衔变得苍白；相反，要不要授予、何时授予这个头衔，成了一部分导师控制学生、并最大限度剥夺其劳动力的紧箍咒——毕竟，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能如同当年的傅斯年一样从容和潇洒。

博士生的生存现状是中国GDP主义盛行的结果之一；只要GDP主义延续，这个表面上风光无限的高智群体也将继续承受其不堪承受、本来也不应该承受的重负。

博士：难以背负的盛名

博士生的困惑，同其他群体一样，也是这个社会的困惑

孙滔

2008年，中国多家媒体曾关注过一位名为张建的北大博士肄业生。张建在北大读博的最后一学期因为“消化道方面出现严重问题，无法坚持；还有非常厌倦医学”等原因，2001年肄业回家。现在已经40多岁的张建在老家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窝了多年待业。面对媒体质疑时，他回答说：“不是找不到工作，只是那些工作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我是个知识分子，我有我的圈子，圈子里的人都是研究生以上的水平，我不可能花费时间来认识他们（邻居）”。

但在中国众多博士生看来，张建过于陶醉在博士这个头衔上了——今天的博士头衔已经风光不再；博士，于这个围城中的许多人，早已化作难以背负的盛名。

30年流变

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标志着中国学位制度正式建立。

1983年5月27日下午3点，新中国首批共计18个博士学位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授予仪式。其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

王震、方毅、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接见活动，可见当时官方对这些博士的重视程度。

这18人后来大多成绩斐然。1982年5月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授予理学博士学位的赵林城是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洪家兴曾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邀请报告；中国科技大学苏淳教授也带出了多位优秀人才；数学系教授王建磐曾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尚志荣获教育部授予的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这批博士是严格培养出来的，也是精心培养出来的。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告诉媒体，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

进入新世纪，博士风光无限的情况开始转变。2000年中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比1999年增长30%，统考招收研究生规模为6.8万人。到2009年10月30日，中国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司副司长粱国雄表示，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实行学位制度以来，中国已累计培养出28.6万名博士和228.9万名硕士。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博士培养飞速发展。

然而，粱国雄没有提到的是，2009年也是中国的“博士年”，浙大海归博士跳楼事件、海归博士摆地摊事件、中央音乐学院博导招生潜规则事件、北理工修良章退/休学事件等等，一系列关于博士的事件跃入中国社会视野。

博士已经贬值。而此时正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已经组成中国社会一处写满失落的风景。

几重困惑

中国博士生的失落，同这个社会面临的许多失落是一致的。经济的压力、就业的压力、感情的压力，在博士生群体中比比皆是，而他们特有的获得博士学位的压力也是压在其头顶的几座大山之一。当然，也有对当下中国研究生教育与科研环境不满而退学的案例。这几座大山正是近年博士生不断出现自杀或退学等结果的直接原因。

在2010年教育部部属高校提高博士生待遇之前，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待遇问题已经被多次提到公开讨论中，因为博士研究生得到的待遇同他们的付出有着太大的落差。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医学院博导王立东曾呼吁要提高在读硕士、博士生待遇，促进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这个问题上，国家的投资不够是主要瓶颈。因为导师能掌握的经费仅是科研经费，而科研经费的使用是有着严格规定的。

虽然目前部属高校的这个问题已经在2010年得到改观，但是还有着为数众多的非部属高校博士生在嗷嗷待哺，另外，数量更多的硕士研究生也在向这边的山头张望。

就业问题更是这些象牙塔中人的痛处。2009年，一则大学招聘启事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强烈反弹。海南大学是一所“211工程”高校，在其2010年人才招聘计划中，绝大部分专业要求均写着“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且科研成果突出”或“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等字样。这则招聘启事中，甚至没有“某某条件优先录用”等可回旋的余地。有学者指出，此类风气反映出中国高校已经丧失基本的学术水平鉴定能力，“中国大学真的到了不需要自己培养的博士的地步？”更有人从这则启事中联想到了那句著名的标语：“××与狗不得入内”。中国本土博士生怎么办？在必须应对来自大环境一系列困难的同时，这些博士生还面临着能否拿到博士学位的压力，如果工作不顺利，他们可能要延期一年到三年甚至最终不能拿到博士学位。

并非所有问题都来自外在原因，这些博士生自身也有问题。北京理工大学化学系副教授韦天新是退学的修良章的第二导师，他告诉《科学新闻》，现在的学生学习能力不错，但是缺斗志，缺乏强的心志。他们当中许多人念书都是被逼的，念书的动力则不足。他认为这是一个长期教育异化的结果。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副教授谢广明则觉得现在的学生生活能力越来越差，综合能力也不够。

社会价值观的浓缩

有媒体评论，诸如今年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以跳楼来索取毕业证等事件其实是功利教育所下的蛋，这种博士“民工式”毕业是功利大学、功利教师和功利学生之间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

中国大学的功利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2005年自清华计算机系退学的博士生王垠曾提到，中国的高校里老师为什么不提倡讨论呢？因为问题是有限的。“老师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搞来搞去都在搞这些问题，分配给你们每人一个，互不冲突。要是两个人都搞一个问题，这下好了。出了成果论文归谁？学校要求必须第一作者才算论文数。”

王垠在其名为《清华梦的粉碎》的退学声明中直指这种功利化的作法。清华研究生谈论的重点是什么？是paper（论文）。吃饭的时候谈，喝茶的时候谈，睡觉的时候也谈。论文至上让这些博士生的价值观已经不太关注科学研究本身，这才是王垠痛心之处。

提到王垠，同是清华校友的谢广明深为感慨：王垠是个有想法的人，他的魄力还是很大的。但即使他到了国外，可能还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他应该认清这个现实。”同时谢广明希望学生应该有明确的价值观判断，“我希望学生是有想法的，就怕学生从来没有想法。”

博士生的困惑，同其他群体一样，也是这个社会的困惑。正如一篇评论所言，逼仄的应试教育走廊、狭隘的教育价值观，能够让乌托邦化的硕士博士培养机制与现实的就业市场与企业需求哲学对接么？届时受伤的肯定不仅仅是学生和家长，还伤害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智力培养和长远竞争力。■